189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，从这一年开始，中国迈出了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。1898年的戊戌变法距今天已经整整一百一十三年。有一位青年，他从戊戌变法开始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，他既是旧时代的士大夫，也是新时代的启蒙者，他用“善变”、“多变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人格。他就是梁启超。

远远的，我看见一身素青长衫的任公。

面对那碧波荡漾的湖水，他心情凄凉，仰天长叹。“男儿志兮天下事，但有进兮不有止，言志已酬便无志”，一首《志未酬》，问君之志几时酬？志亦无尽量，酬亦无尽时。

戊戌变法失败，他只能无奈地逃往日本。苦笑，叹息——十二岁成为秀才，十六中举，十七拜康有为为师，广结挚友；公车上书、强学会、《时务报》还有时务学堂，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润血汗，以拯救民族为己任——如今却要逃离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阵地，而顽固贵族势力厚如磐石，难以撼动。他的脸色苍白，浮现着悲壮之气。低头轻抚掌中的玉玦，呵！自己有多么无知？倚靠无实权的皇帝，变法期间软弱妥协，又轻信奸人的片面之词，变法遭遇挫折又妄想寄希望于求助西方帝国主义，本是为民为国变法却连人心也逐渐散失……没想到短短百天，维新事业功败垂成，同志好友饮刀菜市口，自己断发走扶桑，可伤可悲！中国未来又将何去何从？想到这里，他的眼角渐渐渗出泪水，打湿脸庞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！

我的心里忽然有一根弦被这愁苦折磨的一代文人大师拨动了。

“任公先生。”我上前唤他。

他惊愕地看着我，抬袖轻轻擦了擦脸。

“先生，若一开始没有实行变法，您现在也许荣华富贵身居高位。而现在，六君子惨死菜市口，您也亡命日本，您可后悔？”

“变法，我是决计不会后悔的。”他扯开嘴角笑了一下说道，“中国民智未开，鼓动民气进行革命，其结果只能引起暴民骚动，杀人盈野。所以中国需要变法来救亡图存，而君主立宪就比较符合中国国情。你看，日本原是中国的‘附属国’，而如今它已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，实行的即是立宪制。中国与日本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中国必定也能与日本一样走向强盛。”

“但变法过程中，您与您的老师康有为先生坚持渐进改革却将原先所主张的设议院、开国会、定宪法等政治措施搁置在了一旁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深深叹了一口气，“变法本身没有错，是我们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——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，而真正的政治核心却是慈禧。我们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，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，卷入了后党、帝党之争的漩涡，后来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，把孔子说成革命家，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，这样是不错，可是……封建残余太浓厚。而且，坚持渐进变革也造成我们行事拖沓优柔寡断；在顽固势力的进攻面前，我们又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……因此变法如同昙花一现，很快归于失败。”说完了这么一大段话，他的眼光久久停驻在空旷的河面上，似一把利剑，将要穿透时间与空间，深深地扎进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“先生，您常说，‘凡作事，将成功之时，其困难最甚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有志当世之务者，不可不戒，不可不勉’，而现在，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，先生有没有想过另一种方法呢？比如说……革命？”

“我变法是要救中国，不是救大清。倘若……革命能让中国摆脱现状，我当然是支持的。不过我依然反对革命，坚持立宪。毕竟现在在中国革命，国必大乱。”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你不必再说。变法不成功，不仅是我的悲哀，也是老师和六君子的悲哀，更是整个中国的悲哀！但我不会放弃！我一定会继续寻找改良的方法，直至找到为止！”

梁任公踏着夕阳的余晖走了。一个坚定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渐渐消失。
     我静静地伫立在湖边，四周山水清丽秀美，鸟儿在峰峦间飞舞，一派欣欣向荣。洋轮从身边飞驰，激起一波愤怒。是的，帝国主义虽强，可中国民心仍在，国虽危难，可国民仍有士气。风中似乎飘来任公坚定不移的声音：

“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，非以家累即以身累，非破家不能救国，非杀身不能成仁……吾辈不论成败是非，尽力做将去，万一失败，同志杀尽，只留自己一身，此志仍不可灭，仍须尽力进行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