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，建一栋一百多坪的房子需要一年多，因为将水泥浇铸埋入地底的钢筋后，等水泥完全凝固坚硬需28天，28天后方能继续动工，动工后依旧慢工细活……因此，他们的建筑非常牢固，能“活”几百年。

反观中国，人们乐道的“深圳速度”——三天建一层楼。但是，深圳这座城发足狂奔时，速度太快，连身体乃至精神的“汗水”都没来得及发散，只得捂在光鲜的外表下。更有甚者，近年内地很多城市的发展速度快到连“深圳速度”都望洋兴叹——这其中，有多少水泥软趴趴地被捂地底心怀鬼胎，蠢蠢欲“动”？

中外现象对比，可见国人之急功近利。究竟，国人的精神内核是什么？把酒问从前。

近代中国时，“汗水”就没发散——早捂出病来了。这个国家，从很久以前，甚至洋务运动以前，就发烧了。

鸦片战争时，清朝皇帝终日沉睡在“上国天朝”的迷梦里。谁知这梦虚胖；鸦片像一剂巴豆，让这个梦拉稀了。虚胖的梦瞬间拉成了“病夫”，连直立行走都不能。文化兴盛与国家富强素来相伴而生，而文化精神的哀鸣正是国家积贫积弱的病发症状。上溯历史，封建制度由儒学佐之，而儒学经过了董的“术”化，程朱的“理”化，陆王的“心”化，早已呆滞，教条；受其浸染而成长的少年哪里强得起来，独立得起来，进步得起来？！少年不强，不独立，不进步，国家灭亡则必然。

儒学恒热，自汉就“炙手可热势绝伦”。儒学在先秦就“不得志”，因为儒学本身不合皇家口味，但有人将它浓妆艳抹后被“一朝选在君王侧”，攀成“正宫娘娘”的儒学，怎么允许自己“失宠”？于是不断画眉入时。卿本清水佳人，但受热膨胀后的儒学已不是儒学，直到近代，无法抗衡“德”、“赛”，崩阻了。康有为“托古改制”的自救药方披着儒学的皮，袁世凯复辟帝制举了“尊孔”的旗；叹一声“儒学太热”。

接着，“新文化”运动了，“新青年”的矛头对准儒学，宣称“打倒孔家店”，给长期高烧不下的中国下了剂猛药，貌似病除。

但新文化运动成功的影响在今日堪忧。新青年们把前人文化之积累唾弃精光，而我们这些接受了新文化的后人，哪个成就盖过前人？前有古人而视之不见，则后来小子亦从未闻名。钱学森之问，哪个教育家能答出一二三来？不再念四书五经，而我们在启蒙时代念过什么？“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”、“小鸡叫，叽叽叽；小狗叫，汪汪汪”。这些果真比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、“仁以为己任”更能培养我们的精神内核吗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受更有营养的文化？答案应是近代中国“新文化运动”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，以及解放之后以“打倒孔老二”为代表的一切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文化断层。

文化断层使我们与先人创造的瑰丽文化相隔，让开启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“生锈”——何止是“古语与今语不同”的困难，更有“今人不愿读古文”的障碍。新文化的影响也在病态地膨胀，发烧。

如今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在发烧时梦见孔子，把传统文化冠名成“国学”，也是近几年的梦呓。国学又热了起来。

发烧，下猛药；又发烧，又下猛药……什么时候国人才能为疗救国魂而真正地“发一场烧”，什么时候才能正确地诊断，科学地对待一场又一场的烧？

中国，多病，尤以近代以来为甚。德先生来过，赛先生也来过。我们现在比以前健康、富有，也比以前冷静、智慧。我们不再一生病就去庙里求菩萨保佑，也不再相信江湖术士的招摇撞骗——我深信，当下的这热那热，国学，股市，地产，车，出国，毒品，还有全球……这些烧，是一场场正常的高烧，是人人都发过的高烧——高烧后，发发汗，一定给足够的时间来发发汗！我们的精神足够健康，准备足够充足——高烧，来，放马过来！——我已亭亭，不忧，亦不惧。

当炎夏已炎，清秋之清还会远吗？

2011年3月13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