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866年11月12日，孙中山出生于蛮烟瘴雨的岭南。彼时干戈四起。

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。

鸦战后的满清是个残剩的框架。如《金锁记》中，肌肉麻痹的丈夫躺在榻上，温风如肉，尽是死亡的气息。然而它再破旧也如敝衣，给劳苦大众以安全感。

先后有龚自珍说：我劝天公重抖擞。梁启超说：变之权操诸己，可以保国。近代中国传来这些声音，亦如帝国残阳般，扩散，幻灭。

于是有声音说：是该流血了。

那个声音来自于孙中山。也可以说不仅是他。年少时他曾进书李鸿章，笔墨是诚挚的，而思想在今天看来，是幼稚的。许多人也像他一般，怀着种优裕家庭特有的单纯而狂热、坚决而脆弱的气质，逐渐走上了革命的路程。

而这场革命正是靠他们点燃。

它不是民众压迫到极限义无反顾的斗争，不是统治者严酷手段逼出来的反抗的狂澜，必须承认，即使处在两半社会，大多老百姓仍安于一衣一食的日子。偏只有知识分子，才会为了民族情结、平权主义等精神因素，选择奋勇抗争。

写到此，想起了一个女子：秋瑾。

这是位名门淑女，也正是她为革命毅然就义。她道：“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，但恃铁血主义报中华”。只一句，暗藏着血液般的能量。你可以想到很多人正是为了那种无从燃烧的疯狂和年轻，而毅然赴死；用一腔激扬的热血，浇灌整个荒凉的人世。

固然极美。

只是必须承认，革命的主力军大多并非秋瑾之辈。该说是什么呢？——我听见历史尴尬地笑了，遥远地，传出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里，“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”。

没错，大多是阿Q般的底层刁民。

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轻视这些人。他们没有文化，毫无资产，更关键是他们不可能参与分享政权。这种分异向来无可避免。如法国就诞生了斐扬、吉伦特等派，最后还是让军伍出身的拿破仑称了皇。辛亥革命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宿命。当激情已退潮，更为现实的利益角逐也就水落石出。

“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”不知孙中山看到易经的原话会作何感想。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瘠薄，决定其不可能仅在同阶层内求得革命同道；借用底层民众、小资产阶级势力的混血儿政党，在开始已有地区、左右等斗争。中国人此时就充分显示出惯有的“乱世心理”了：乱世出英雄，而英雄一向是既得利益者的称号。

譬如袁世凯。

孙中山不是没有斗争，然而排除外因，他的让位究竟还是个人选择的决定。他在《民立报》上对让位之事的解释是这么说的：“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，当遵守宪法，从舆论。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，项城亦不能改。若在吾党，不必身揽政权。”

他错了，错得很深。他没料到自己误估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。这位深受理想主义主宰的伟人，如何清楚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，仅有军队的胜利远远不够？又如何清楚，才从专制中挣扎过来的人们，眼里总统之位的重量是远大于宪法和舆论的，何况袁身拥军权呢？

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

这是孙中山一生的结语，也适用于辛亥革命。它曾被许多光明磊落的志向所拥挤，它并没有如释重负地画上那一个句号。所有的，如转瞬即逝的火花，迸放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，然后东方初曙，已是七十年后的清晨。

那是华夏民族真正强大和苏醒的今天。

然而我们无法忘记，它仍是一场先破后立的寓言。须知辛亥革命所面临的，是个受封建制度囚禁两千年的国度，是群饱受侵略蹂躏的人民，是些多半在昏昏沉睡的民众，更是种惯性：它教我们面对苦难时俯首，忍辱吞声。

我们仍然要感谢首先做出这步的阶级。先破后立，需要一种骨子里的理想和勇敢。它是必须进行的，是历史的必然。谁也不能以其他的飞跃来代替它。因为，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觉悟，它就再不甘于倒退到原来那种状态去。

雄鸡图上空已然云开天宕，一碧如洗。合上斑驳黄页，苍青的云丝隐然勾勒出蟠龙的形状。

站在历史的鲜血，我们必不负今朝。